皇明四十五年，新年正月初一。

杭州城裡張燈結綵，幾十萬百姓走出家門來到大街上慶祝新年的到來，但很快，大量穿著新款製式皂服的衙門差役壓著腰刀出現，一隊隊頂盔摜甲的杭州府地方駐軍也進入城內，把住了每一處道口。

“浙江承宣佈政使司公告，杭州今日施行街禁，所有人立刻歸家，不得外出！”

幾名公員勒馬奔行，同時在馬上高喊，讓無數本喜氣洋洋的百姓頓時垂頭喪氣起來。

百姓們當然不願意散去，但無數的駐軍和差役已經開始要求所有人必須立刻回家，同時明確的告知百姓，杭州將實行臨時的行政管製。

又是一個新鮮的名詞。

胳膊擰不過大腿，百姓們雖然千般不願，終還是怏怏不樂的離開街道，回到各自家中。

原本還熱鬨如開鍋一般的杭州城霎時間冷寂下來，寒風一吹，空蕩蕩的街道讓人不寒而栗。

除了把住街頭道口那一隊隊挺胸抬頭的軍人。

而在杭州的城中央，佈政使司衙門正在召開一場堪稱激烈的省司會議。

浙江地頭，有頭有臉的官員幾乎都到齊了。

而今天這會議隻有一個議題，那就是是否要抓捕浙江當地工會的主要負責人！

一些官員表示了反對，但大多數的意見都是讚同。

山東的事情毫無疑問給各省都敲了警鐘。

雖然眼下浙江的工會力量還不夠強大，但架不住發展的速度快啊。

大明的工業已經全麵鋪開，越來越多的工人出現，而工會就成了工人心中最溫暖的一個所謂大家庭。

有困難找工會。

當這句口號開始流行的時候，對絕對多數官員來說，就是一種錯誤的輿論標語。

“如果工人有困難去找工會，農民有困難就找農會，那還要衙門做什麼，要你我大家這些官員做什麼？”

左佈政使王鈍的臉色很難看：“大皇子殿下前幾日來杭州視察，對江南織造局最近的情況非常不滿意，一萬六千名工人，竟然有四五千人是工會成員，那江南織造局的生產和工作到底是督廠公公說了算，還是工會那個所謂的會長說了算？

眼下江南織造局的工人就在鬨著要加薪，喊著要縮短工時，雖然隻有一兩個人喊，但當整個織造局的女工都加了工會，朝廷不滿足她們的條件，她們就敢罷工，一萬六千人同時罷工，織造局還乾個屁！”

浙江是新晉的濱海工業大省，又是傳統的農業重省，加上人口稠密，可以說，無論是工會還是同鄉會、農會，都在浙江有著極具潛力的發展。

而這種民間結黨組織的力量壯大，讓朱文奎很不滿意，並且明確告知了王鈍及浙江地方。

“在政治的大是大非問題上，堅決不允許‘騎牆派’、‘中立派’的存在，要麼是對要麼是錯，不存在妥協和互動，更不存在矯枉過正這種具有修正意味的詞彙，對於錯誤的行為就要及時遏製，及時矯正。”

朱文奎離開時的話還在王鈍的耳邊迴響，後者便現學現賣，直接拿到會議上說了出來：“很顯然，眼下工會、同鄉會、農會的結黨行為就是錯，我們必須拿出政治決心杜絕這一錯誤行為的繼續蔓延，抓捕工會的主要負責人勢在必行！”

作為一省佈政的王鈍乾綱獨斷，給會議定了調子，那些本吵得不可開交的兩派從官誰也冇有了轍，隻有都察司、通判司兩司司正仍在搖頭。

“從律法的領域來說，抓捕不具備法律支援，法無禁止即可為指的是百姓，而對我們這些朝廷公衙來說，法無授權不可行。

君父和內閣從冇有授予我們肆意給百姓行為定罪處罰的權力，我們就不能這麼做，所以，藩台您若是要一意孤行，我們隻能保留意見並在會議後，向都察院、大理寺書信告知。”

對於兩法司的拒絕，王鈍那是有心理準備的，當下大手一揮：“那是你們的權力，但是老夫所為不是非法行使權力，而是頒行行政命令，工會必須解散，工會的負責人必須到衙門接受訓誡談話。”

會議結束，浙江通政司很快就擬定了這一份行政命令，王鈍環顧全場，拿起浙江承宣佈政使司的大印，重重的卡了下去！

公章加蓋，命令立刻生效。

一隊隊浙江按察司的捕快離開衙門，敲開了杭州城內某些人家。

而後，一個又一個工人，有男有女從各自家中被帶到了按察司衙門，關進了一個又一個囚室，等待他們的，就是所謂的‘訓誡談話’。

於此同時，在江南織造局、浙江各個大型工廠張貼了那份浙江佈政使司頒行拓印的行政命令。

“所有所謂的工會、同鄉會必須於皇明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此命令頒行之日起全部解散，從即日起，再有組織、籌謀、參加類似此非法性質活動的，一律追究其法律責任。”

一時間，百姓嘩然。

他們或許還不懂什麼叫工會，也冇有通過工會得到過什麼實質上的好處，但一些細微的改變還是讓百姓們能夠感受到的。

比如說自從加入工會之後，在工作中，那些個督工之類的人說話時氣焰就不敢太囂張，以往輒動破口辱罵的行為便少了許多。

工人們要的不多，要的恰恰就是這一份尊重。

毫無疑問，在工人的眼裡，工會成員這一身份，是可以為他們帶來這一份尊重的。

而現在，工會要被取締解散掉了。

“唉，解散就解散吧。”

一名上了歲數的老工人歎了口氣，新年的喜悅蕩然無存，剩下的隻有滿心悵然。

回家的時候，買了兩瓶酒。

老工人是浙江十幾萬工會成員的真實寫照，不管這些工人心中有多不願意，但還冇有一個敢向衙門說不的。

幾千年民不與官鬥早就已是深入人心。

眼下的生活已經不知道比先輩們好了多少倍，如此盛世之下，老百姓誰還能為了這麼點小事跟衙門爭執不休？

再說如何爭執？

是準備把官司打到北京，還是說拿起傢夥動粗？

前者也不占理，打官司未必能贏。

後者更不會有人考慮，拿武器動粗那不成造反了？

誰瘋了纔會選在這盛世造反。

有了浙江的先行告捷，周邊各省亦開始有樣學樣，取締工會成了大勢所趨。

短短幾個月的光景，幾十萬工會成員重新迴歸了普通百姓的身份。

而在南京，一個年輕人找到了朱文圻，急切道。

“殿下，咱們不能這麼坐以待斃啊。”

年輕人的麵前，是朱文圻有些消瘦卻挺拔的背影。

“咱們到底是民間閒散組織，怎麼可能是官方力量的對手，更何況，咱們連大義都冇有。”

朱文圻翹首看著窗外的皓月。

夜很涼，凍得朱文圻有些微顫。

他所有引以為豪的根基勢力，在一道道各省行文麵前脆弱的如豆渣一般，瞬間煙消雲散。

難道自己走的路是錯誤的？

想想當初自己從《建文大典》中分析出來的內容，朱文圻痛苦的揪住頭髮。

如果是對的，不可能這條路會如此的難走。

但偏偏在朱文奎麵前，絲毫無還手之力。

冇了工會、冇了學生會。

那豈不是這輩子，註定隻能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了。

“我不甘心！”

夜幕之下，這聲呐喊顯得孤獨又渺小。